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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言文式微了嗎？

（一） 從白話文運動談起

　　民國初年的白話文運動，由胡適之、陳獨秀先生等人發起。其發起白話文運動的動機及對文字使用的觀念，可從他們的言論中獲得蛛絲馬跡。胡適先生曾提及：「古文經過桐城派的廓清，變成了通順明白的文體，所以在那幾十年中，古文家還能勉強掙扎，要想運用那種文體來供給一個驟變的時代的需要。但時代變得太快了，新的事物太多了，新的知識太複雜了，新的思想太廣博了，那種簡單的古文體，無論怎樣變化，終不能應付這個時代的要求，終於失敗了。」（註二）此一番話點出了白話文運動不得不然的時代背景，並對文言文作了無情的診斷。因此，胡適先生極力主張「言文一致」，要文字當「語言」的符契，並隨著活的語言變遷，此即「我手寫我口」的白話文，也就是說「文學革命的主要意義實在只是文學工具的革命。」（註三）胡適先生將「工具」的創新，視為發展新文學的第一步。而胡適之先生之所以提倡此運動，則是為了普及民眾教育以救國的時代要求，故提出「讀書不需口譯」的文學。文言文在此背景下，自然也無法順應時代的要求而遭淘汰。時人提倡白話文觀念，都主張文字只是工具，而要求當時使用上的方便，甚至還有人主張將中國的方塊文字，改成拼音文字，只是由於種種原因的牽扯，中國文字仍得以維持原貌。

即使如此，中國的方塊文字雖沒有被拼音文字所取代，但白話文卻取代了文言文，成為當今普遍使用的形式，文言文的確是式微了。能與文言文有所接觸的機會少之又少，除了在學時的國文課及一些專業人員外，除非本身對文言文情有獨鍾，否則一輩子大概都不會再有機會碰觸。

（二）文言文的價值—如果不懂文言文(註四)

　　文言文雖然式微了，但並不表示文言文不具價值。或者有人認為我們不是國粹派，古書也非一般人所讀，失去國學在普通人的生活上並沒有影響，所以我們不需要懂文言文。我們不能否定白話文對於教育上的貢獻，但是當我們見到中國固有文明的書籍是由外文翻譯回來時，此時此刻，真讓人不勝欷噓，難道是我們沒有能力去瞭解前人的成果嗎？非也，而是沒有人願意花時間去探求如天書般的文字之中的道理、知識與技能。有個事實我們不得不承認，白話文的使用使我們和傳統文化有了隔閡。

　　但是，國家的文化是有承統的，必須代代相傳，才能不斷提升，而此中傳繼的工具，即是「文字」。因此文字的使用，除了「橫向」去顧慮時代的需求外，還需留意承先啟後的縱向功能，而白話文運動卻忽視這一點，一味的在橫的移植與運輸上發展。無形之中，把我們和古人的距離拉遠，並替國家的衍續劃上一條溝縫，而有志於古代文明者，也只能望門興嘆。

　　如果我們不懂文言文，像李約瑟先生《中國的科技與文明》這套書，只會增加，不會減少。中國人的文化，本應由中國人去發揚光大，一味地依恃外力，只突顯出我們對自身文化的輕視，這樣豈不是十分可笑。如果每個人都能培養閱讀文言文的能力，在配合本身的專業知能，則在文化的傳承工作上，必能有所精進。這個理想或許在某些人眼中太過高遠，但卻是不得不面對的事實，一個忘記自己文化的國家，相信也十分難以進步。我們不得不去關心先進國家是如何地珍視自己的文化，莎士比亞的戲劇，同樣也是英國語文的古文，但至今仍受重視。猶記得在課堂中，有一說服學生讀文言文的原因是：如果外國人問及一些古文的問題時，如果我們不懂文言文，場面則會十分尷尬。

　　正因文言文肩負了文化傳承的工作，更突顯了文言文的價值所在。

學生為什麼不喜歡文言文？

　　從心裡學的角度而言，學生能接受某些知識的原因，不外乎二：一、聽得懂；二、學了有用。

要討論學生不喜歡文言文的原因，可以從國文教學的基本面談起。之前也曾提到，學生會將知識納入記憶系統的原因之一是要「聽得懂」，因此課文內容的難度必須先配合學生的理解程度，才能發揮教學的效果。Piaget將人類智慧成熟的過程分為四階段：第一階段是「感覺動作期」（sensori-motor stage），第二階段是「運思前期」（pre-operational stage），第三階段是「具體運思期」（concrete-operational stage），第四階段是「形式運思期」（formal-operational stage）。根據國內學者吳裕益先生（民國七十年）（註五）以此理論對國內的學生加以考察，發現：國中時期達到形式運思期的學生，僅佔百分之十六至百分之四十之間，其餘皆只發展至具體運思期。也就是說，半數以上的國中學生沒有抽象思考、反省的能力，但國內國中國文教材的內容卻大都超越形式運思的範疇。在此情形下，學生的學習效果自屬有限。加上中學國文課本所選的文章，百分之五十以上是文言文，更深刻了學生對文言文的壞印象。